10. 过去一年，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许多挫折，从印巴紧张局势升级，到中东局势恶化，从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攻击，到利比里亚暴力行动的爆发，都是挫折。对许多人而言，我们的世界今年比过去许多年都危险得多，这样说并非夸大其词。但是，世界各地还有无数的人，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长期以来一直是危险的；还有在极端不安全和赤贫状况下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说，过去一年实现和平与繁荣方面的进步不像应有的那样多。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地方的人民有理由问，为帮助他们实现和平，国际社会以及他们的本国政府还能够做些什么？还应该做些什么？

11. 然而，有一些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阿富汗人民已完成从二十多年的战乱向后塔利班稳定时期的过渡。在安哥拉，全体人民终于有可能获得和平的未来。国际社会有义务帮助他们实现这个目标。在苏丹，和平的前景似乎也更好。2002年5月，全世界都与东帝汶人一起庆祝他们国家获得独立。

12. 过去一年，实施我2001年6月关于预防武装冲突的报告所载各项建议的重点，是争取各国政府给予更多的合作，支持促进和平与稳定的分区域行动，鼓励将预防冲突纳入国家发展方案的主流。联合国系统的发展部门、人道主义部门、人权部门和政治部门都将继续为实现可持续和平共同努力。

13. 在中东，暴力的恶性循环使本已紧张的局势更加恶化。先前有默契的“红线”遭到侵犯，双方生命损失严重。2002年3月，以色列内坦亚市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在西岸大举行动，严重损害了巴勒斯坦的安全和民用基础设施，引发了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危机。为应付这种局面，我于2002年4月提议建立一支多国部队，协助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平民提供安全，并促成有利于恢复谈判的环境。目前对成立此部队尚无共识，但国际社会已广泛认识到，这样做有可能为实现和平解决以巴冲突创造势头。

14. 以色列闯入杰宁难民营，被指控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此，我提出派遣一个公正不偏的实况调查小组，负责准确地报告所发生的事情。安全理事会在第1405(2002)号决议一致接受我的提议。据此，我组建了一个适当的小组。鉴于以色列随后对此问题提出的关切具根本性质，我不得不解散该小组。该小组未能到实地访问。2002年5月，大会请我就杰宁和其他巴勒斯坦城市发生的事件提出报告。该报告于2002年8月1日印发(A/ES-10/186)。

15. 这些情况令人不安，但仍有机会朝政治解决进展。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第1397(2002)号决议申明希望见到这个区域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毗邻共存。第三方援助对帮助双方摆脱当前的破坏循环至关重要。为此，我继续同有关各方经常密切接触，特别是与美国、俄罗斯联邦和欧洲联盟进行接触。这个小组已演变成为被称作“四重奏”的新协调机制。

16. 2002年4月，四重奏在马德里开会，要求三管齐下，全面解决安全、经济和政治问题。2002年5月，四重奏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宣布，打算同双方合作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重点是实现第1397(2002)号决议所列目标。2002年7月，四重奏在纽约就美国总统2002年6月24日声明提出的各项目标达成一项协议，即两个民主国家和平、安全地毗邻共存；彻底、持久地终止暴力行动和恐怖主义；结束1967年开始的占领行动；停止屯民定居；改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和民政部门；在已确定的三年期限内就未决问题完成永久解决的谈判。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政府代表当时同四重奏首次会晤。

17. 1998年联合国特别委员会离开伊拉克以来，联合国武器视察员一直未能获准进入该国，以核查该国是否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该国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案的决议。但是，我与伊拉克政府的对话加快了速度。2002年3月以来，我同伊拉克外交部长举行了几轮会谈。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随时准备进行实地视察。为了尽量减少伊拉克平民的困苦，安全理事会2002年5月一致通过第1409(2002)号决议，使更多的人道主义物资流入伊拉克。然而，能否更全面地放松制裁，仍取决于伊拉克是否全面遵守了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

18. 伊拉克政府继续拒绝接受安全理事会关于科威特和第三国失踪人员以及被攫取财产问题的第1284(1999)号决议。最近，伊拉克保证归还科威特国家档案的文件，我的高级协调员参加了2002年7月我同伊拉克外交部长的会晤。我提议重新建立一个联合国机制，主理归还科威特国家档案和其他科威特财产事务。科威特政府和伊拉克政府都接受了这个建议。伊拉克多次拒绝同我的高级协调员会晤，以讨论失踪人员问题。最近，人权委员会伊拉克境内人权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在九年内首次访问了该国。

19. 过去一年，非洲的发展变化使人有些理由感到乐观，例如解决苏丹南部长期冲突的谈判取得进展，非洲决心促进民主施政和预防武装冲突。但是，冲突给非洲造成的破坏显示出不迅速采取行动预防冲突所付出的代价。联合国继续同各国政府、反对党派和民间社会密切合作，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提供援助。战略中包含的措施旨在缓解贫穷，巩固民主制度，促进法治，增进尊重人权和促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和重新安置。

20. 2001年5月中非共和国发生未遂政变后，我派遣高级特使访问该国；我派遣高级特使于2001年10月和2002年1月赴冈比亚，于2002年6月赴喀麦隆，都是在这些国家举行重要选举的时刻。这些访问有助于恢复政府与反对派领导人之间的对话，使包括选举在内的民主进程得以继续。2002年7月访问尼日利亚期间，我与奥卢塞贡·奥巴桑乔总统探讨了联合国援助该国政府和整个社会为2003年总统选举前创造稳定环境的实际可行途径。应尼日利亚独立全国选举委员会的请求，政治事务部选举援助司于2002年5月派遣一个需要评价团赴尼日利亚，目前正在为2003年选举拟订选举援助方案。联合国在2001年12月帮助尼日利亚政府主办了尼日尔河三角洲会议，为促进该区域的稳定和发展拟订了选择方案。在尼日尔，联合国同该国政府合作，于2001年7月组织了关于预防冲突的全国论坛，汇聚了政府官员、民间社会代表、传统领袖和宗教领袖，推动制订一些提高国家预防冲突能力的战略。

21. 2002年2月，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安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去世，安哥拉局势发生巨变。安哥拉武装部队与安盟之间举行谈判，促成2002年3月底达成停火协定，2002年4月签署关于非军事化的谅解备忘录。虽然联合国对大赦条款有保留，但作为见证人签署了备忘录，并开始协助予以执行。我的非洲特别任务顾问应安哥拉各方请求，就执行备忘录问题与其密切协商。根据2002年6月赴安哥拉机构间技术评价团的调查结果，我提出调整联合国在安哥拉驻留力量的结构，以更好地帮助各方。面对这个充满希望的政治新局面，我注意到双方已公开申明致力谋求持久和平与和解。

22. 在布隆迪，执行《阿鲁沙和平与和解协定》方面取得实质进展。2001年11月过渡政府成立，我的特别代表主持的执行监测委员会返回布琼布拉。由于部署了南非特别保卫股，流亡政治领导人得以返回布隆迪，参加过渡政府、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然而，停火谈判迄今未取得切实成果，军队与武装团伙之间的战事仍然阻碍《阿鲁沙协定》的执行。为了在和平进程中建立信任，至关重要的是实现持久停火，同时所有利益有关者应尽一切努力执行该协定的各项规定。

24. 在南亚，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局势在2002年上半年突然升级，引起国际严重不安。局势仍然动荡不定，这两个具有核武器能力的国家如果爆发敌对行动，可能会升级而造成非常恐怖的后果。同时，该区域绝对不能容许发生闯越控制线或进行任何种类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事情。我不断呼吁当事双方恢复双边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特别是对克什米尔问题的分歧。我鼓励双方减少驻在克什米尔的军事特遣队，并考虑采取其他措施和行动以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我仍然愿意为双方进行斡旋，促进和平解决办法。

25. 斯里兰卡的和平进程在挪威的推动下取得了进展，令我感到鼓舞。应斯里兰卡政府要求，联合国系统目前提供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以支助和促进这个进程。不过，在尼泊尔，政府和武装叛乱团体之间的暴力升级，令我日益担心。如果请我，我会积极考虑进行斡旋以帮助实现和平的解决办法。同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2002年5月向尼泊尔派出一个创新性的“冲突评价团”，以便探讨如何确定提供援助的明确目标，避免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26. 在东亚，我仍然随时愿意协助和支持一切旨在通过对话和合作促进南北朝鲜之间的和解的努力。我敦促会员国积极寻求创新的战略以鼓励朝鲜半岛的和解，加强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27. 在缅甸，我为促进民族和解与民主化，进行了斡旋。2002年5月6日发生了重要的事态发展，昂山苏姬获准恢复其作为全国民主联盟总书记的正常政治活动。这标志着2000年10月开展的民族和解进程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将继续尽力，与我的特使一起，在有关会员国的支持下，依照大会呼吁缅甸联邦实现民族和解和民主化的决议，促进这一进程。

28. 2002年5月我访问了印度尼西亚。我注意到联合国各组织、基金和方案正作出协调努力，支持该国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我仍然坚信，遵守民主规范和促进人权最能够确保印度尼西亚的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我打算加强联合国的努力，协助该国政府促进善政，建立稳定、民主和繁荣的社会。

29. 在太平洋区域，布干维尔当事各方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于2001年8月签署的布干维尔和平协定正在执行中。我对武器处理的进展情况感到鼓舞，其中联合国布干维尔政治事务处(联布政治处)应当事各方的请求发挥了带头作用。2002年5月，向布干维尔派了一个由政治事务、裁军事务及经济和社会事务等部门的成员组成的联合特派团，以确定加强解除武装工作的措施。联合国仍然随时愿意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布干维尔当事各方一起努力，贯彻执行《和平协定》的所有内容。

30. 在拉丁美洲，我的哥伦比亚问题特别顾问在该国与政府、各游击队、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定期接触，协助作出和平努力。2002年1月初，我的代理特别顾问、10调解国小组和天主教会协助使该国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之间的和平谈判不致破裂。不幸的是，在2002年2月作出的类似努力未能防止谈判失败。在这段期间，继续间歇地与较小的游击队即民族解放军进行会谈，但会议于2002年5月停止。我担心这些谈判的破裂会对该国和该区域造成严重的影响。由于当事各方都经常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哥伦比亚的平民继续受到冲突的严重伤害。我促请当事各方签署一项人道主义协定，以保护平民并确保彻底遵守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2002年6月，我会见了当选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我们就哥伦比亚局势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讨论到联合国如何能够最有效地帮助哥伦比亚人民。联合国随时愿意为促进该冲突的和平解决提供进一步的帮助。

31. 联合国危地马拉核查团继续监督1996年达成的和平协定的遵守情况。由于该协定很复杂，执行的时限延长到2004年。尽管政府公开作出承诺，但新的截止日期目前未获得遵守。即将举行的选举造成政治分化日益严重，也妨碍到协定的执行。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违反人权的事件增加、贫穷和饥饿的情况恶化，有迹象显示社会会重新军事化。不过，2002年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协商小组会议对协定重新作出承诺，给予人们一些乐观的理由。危地马拉人民和政府必须下双倍的决心，以实现1996年的协定所载的承诺。

32. 在过去一年，我希望海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进行的政治对话并没有实现。尽管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和加勒比共同体作出努力促进对话，但双方都没有为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作出必要的妥协，迫切需要的发展援助因而不能放行。我欢迎设立美洲组织加强海地民主特派团，尤其是该团集中注意促进安全、公义、人权和施政。在联合国驻海地国际文职人员支助团于2001年结束后，开发计划署协调的综合过渡方案仍然对这些努力作出宝贵的补充。

33. 在塞浦路斯，自从2001年12月达成一项协定之后，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领导人开展了直接的会谈。会谈在联合国保护区内在我的特别顾问在场的情况下进行。2002年5月，我前往塞浦路斯，鼓励双方领导人加快会谈，在本年内解决主要的问题，达成全面的解决办法。我将在9月6日再次与双方领导人会面，评估目前的会谈，为日后制定方向。在此期间，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继续监测跨越塞浦路斯的缓冲区。

34. 2002年5月20日，联合国成功结束东帝汶的过渡行政当局。我荣幸地见证独立的东帝汶诞生，并将权力从联合国移交东帝汶第一位民选的总统。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科索沃，联合国特派团于2002年3月将一些特定权力移交给民选的议会。在塞拉利昂，2002年5月成功进行的选举应为和平的将来奠定基础。在阿富汗，2001年12月《波恩协定》安排的许多计划在联合国援助团的支助下得以执行。自从2002年以来，有超过100万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已返回阿富汗家园。虽然这些建设和平方面的进展事例令人鼓舞，但联合国所有的和平特派团仍然任重道远。

35. 东帝汶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使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东帝汶过渡当局)的任务得以在2002年5月20日成功结束。鉴于东帝汶过渡当局开始执行任务的时候该地受到严重的破坏，并且东帝汶从来没有民族政府机构，因此取得的成就更显得非凡。归根结底，这一奠定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基础的成就是东帝汶人民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协助下秉持决心、勇气和耐心所取得的。东帝汶过渡当局已经由一个新的、规模较小的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东帝汶支助团))所取代。虽然东帝汶支助团的任务授权不涉及全面的行政责任，但它要维持监督行政政策和相当大的军事组成部分的责任。它还有一定数量的文职顾问，对维持新政府的持续稳定和可行性十分重要。

36. 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垮台为和平与民族和解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阿富汗当事各方于2001年12月在波恩举行会议，议定了一个旨在建立一个和平的、尊重人权的民主社会的政治进程。2002年6月，在成功举行全国性的传统大会(亦称为支尔格大会)之后，按照《波恩协定》的规定，分享权力的过渡政府由一个间接选出的过渡性权力当局取代。在支尔格大会上听到曾被剥夺公民权的阿富汗妇女的声音，尤其令人感动。

37. 注意到塔利班垮台的影响和《波恩协定》，我建议设立一个综合性的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帮助阿富汗人执行该协定，并开始进行庞大的重建工作。安全理事会赞成这一建议，联阿援助团于2002年3月底设立。我的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和联阿援助团将继续与过渡政府密切合作，确保向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迈进。联阿援助团是综合特派团的正面例子，其目的在于支助政治、施政与建设和平的进程，同时应付紧迫的人道主义和复原需要。

38. 在塞拉利昂，联合国执行维持和平的任务，取得了良好的进展。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联塞特派团)于2001年11月在该国所有地区完成了部署。所有当事方共47 000名战斗人员被解除武装并解散，该进程于2002年1月17日结束。这为总统和议会的选举铺平了道路；依照2002年1月全国协商会议达成的共识，选举于2002年5月举行。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巩固当前脆弱的和平，同时管理向全国复原过渡的进程。必须加紧努力，使政府的权力及于全国，完成将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促进司法审判和民族和解。

39.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埃厄特派团)继续监测停火和临时安全区，核查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部队的重新部署，并协调排雷行动的活动。2002年4月，和平进程迈进极其重要的阶段，边界委员会决定了共同边界的划定。当事双方公开接受了该决定。在执行该决定期间，当事双方必须与边界委员会和埃厄特派团密切合作。

40.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联刚特派团)继续部署，停火大体上获得遵守，不过严重的武装冲突事件仍有发生，特别是在该国东部。《卢萨卡停火协定》的一项基本规定是外国军队撤出，这方面已经大部分实现，不过外国部队在该国东部继续留驻仍是重大问题。联刚特派团的一些主要任务是：武装团体的自愿解除武装、复员、遣返、重新安置和重新融入社会。这个方案需依赖一项在刚果和区域两级达成的政治协议。2002年3月和4月在南非太阳城举行刚果人对话，与会者未能达成全面的协议。后来，在2002年6月，我任命一名负责刚果人对话的特使，协助当事各方达成总括性协定，以便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带来和平、民族和解与统一。2002年7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达的国家元首在比勒陀利亚签署了一项关于下列方面的和平协定：卢旺达部队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撤出，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拆除”了在该国的前武装部队和联攻派民兵部队。这项协定是南非塔博·姆贝基总统以非洲联盟第一任主席的身份协助达成的。不久我会就这方面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我的建议。

41. 联合国在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和利比里亚的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在协助这些国家摆脱冲突方面继续发挥推动的作用。其中特别注重促进民族和解，巩固确立民主进程，促进尊重人权和法治，并动员国际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办事处也与联合国国家小组密切协作，在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合国发展援助框架的范围内将预防冲突纳入国家发展方案的主流，并将早期预警和预防冲突纳入方案拟订和优先秩序确立的过程中。

42. 不过，利比里亚的局势最近恶化，令我感到遗憾。这损害到该国在被内战蹂躏将近十年之后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希望，也会破坏邻国塞拉利昂所取得的成就。成千上万的利比里亚难民越过边界移动，加上目前在利比里亚的难民可能从塞拉利昂大规模回返，可能对该区域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

43. 去年，以色列和黎巴嫩沿着蓝线的紧张局势加剧。特别在2002年3月和4月，在沙拜农场地区内外越界暴力事件大增。虽然局势在2002年5月稳定下来，但恶化的可能性仍然很高。黎巴嫩政府尚需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恢复其在整个南部的权力。在该处，武装分子沿着蓝线活动，继续使局势不稳。以色列侵犯黎巴嫩领空是使局势紧张的原因之一。安全理事会一再吁请所有当事方充分尊重蓝线，最近的一项决议是第1391(2002)号决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职能仍然主要是发挥观察团的作用。因此，部队继续进行重新布局配置，其中需要执行一个减员计划。

44. 联合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特派团(波黑特派团)目前处于执行警政改革和重整结构的核心任务的最后阶段。特派团准备在2002年年底将任务移交给一个由欧洲联盟组织的特派团。警察的工作已有改善，大大促进了少数族裔的回返，在2001年和2002年第一个季度，全国各地回返的人数空前，达到11万人。波黑特派团已临时授权了17 000名警务人员，验证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尽管遇到一些政治阻力，但大部分的警务部门现已由独立的专业专员指挥。波黑特派团贩卖问题特别行动方案有助于遏止贩卖妇女。国家边境服务局迅速扩大，现已覆盖88％的边界。它在打击非法移民、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45. 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2001年11月新成立的科索沃议会选出之后，集中注意设立临时自治机构。依照临时自治宪法框架，临时自治机构已负起了保健和教育等公共行政的责任，而我的特别代表保留某些权力，包括对警察、司法审判和对外关系的权力。自从2001年11月以来，科索沃特派团加强了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当局的对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包括在2002年3月将仍然被拘留在塞族监狱的科索沃人移送科索沃。

46. 科索沃特派团还注重为经济进步打好基础、处理犯罪和暴力问题，以及建立公正、安全的社会。这包括建立科索沃警察部队。目前，5 500名当地警察已接受训练并开始执行任务。此外，还特别将重点放在私有化、科索沃少数族裔回返、米特罗维察局势之上，并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腐败为目标。为推动一个确定科索沃最后地位的进程，在没有预断结果的情况下，我的特别代表定下了一些在此进程开始前必须达到的基准。

47. 2001年下半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区，即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责任区局势恶化，数百名非正规军从停火线格鲁吉亚一侧穿过科多里河谷潜入，与阿布哈兹部队发生冲突。2001年10月8日，联格观察团直升机在科多里河谷入口处被击落，机上九人全部丧生。到2001年11月，战斗结束；2002年第一季度，科多里河谷紧张局势缓和，部分原因是我的特别代表努力从中斡旋，联格观察团恢复巡逻。我的特别代表继续努力全面解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冲突。2001年12月，他得到格鲁吉亚问题秘书长之友小组的全力支持，向当事方提出一揽子建议，作为就阿布哈兹在格鲁吉亚国未来地位进行谈判的基础。目前，正继续努力确保双方接受一揽子建议。

48. 在塔吉克斯坦，正成功开展冲突后建设和平进程。联合国塔吉克斯坦建设和平办事处和联合国国家小组的工作帮助稳定了塔吉克斯坦的政治和安全形势，特别是通过促进善政和加强民间社会。但极端主义组织仍对该区域构成威胁。

49. 在过去几年中，联合国继续改进对和平行动的管理，着重执行联合国和平行动小组的建议。在会员国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在提高快速部署能力、改进训练及改善和平行动的综合规划方面取得进展。此外，还采取一项重要步骤，以应付在30天至90天内快速部署的挑战。我欢迎大会赞同战略部署储存的概念，这将使秘书处能够在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预先配置设备，支助执行复杂任务。如果战略部署储存获得更清楚的确定任务前的承付授权，将会大大增强秘书处为快速部署任务及时提供后勤支助和资金的能力。

50. 维持和平行动部通过增设新员额加强了能力，利用这些新资源进行改组有助于增强管理和规划。目前正在编写一本多方面维和手册，以及更详细的军事、任务支助和新闻《标准作业程序》。这是从未编写过的。在建立联阿援助团期间，曾试行经改良的特派团规划和开办技术，维和部现已扩充文职人员训练单元，向外地特派团工作人员提供行政和后勤训练。

51. 在总部和外地，正在将经验教训纳入政策拟订、战略规划和执行。特别是正在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履行将性别观点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承诺。我已在以下五个特派团指定性别问题顾问：联刚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波黑特派团、联塞特派团和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由性别问题和提高妇女地位问题特别顾问领导的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工作队拟订了全系统执行计划，其中概述联合国系统为执行该决议进行的其它努力。此外，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379(2001)号决议，采取行动保护儿童已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明确目标。我已在联刚特派团和联塞特派团指定保护儿童顾问。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现在也常常包括人权内容。

52. 联合国继续努力建设国家和区域维和行动能力。例如，通过调整军事训练和警察训练方向，提高国家和区域训练中心的能力。目前，本组织与科特迪瓦、加纳、肯尼亚和津巴布韦训练机构共同合作，使维和训练标准化。标准化训练有助于确保各国的维和部队准备得更好，可以合并成一个维持和平部队，改进联合国和区域维持和平努力。

53. 虽然改革和改进和平行动管理的努力在秘书处和外地进展良好，但联合国维和方面继续受到所需部队不足的挑战。一些国家历来率先向维持和平行动派遣部队，但现已不再是重要的部队派遣国。尽管会员国提供财政和政治支助至关重要，但有更多的国家派遣部队也很必要，以确保联合国维持和平依然是、也应当是有效的工具。

54. 安全理事会在其各项决议中继续确认排雷行动的重要性，排雷行动是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黎巴嫩和塞拉利昂维持和平特派团的组成部分，也是关键部分。鉴于排雷行动非常着重人道主义方面，纳入这种行动使维和工作人员和人道主义皆能进行更有成效的协作。在黎巴嫩，继联合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黎巴嫩成功达成协定之后，2002年5月在联黎部队地区开始进行有效的排雷行动。现已在30多个雷区(共600 000平方米)排除7 000多枚人员杀伤地雷。与此同时，联黎部队正沿蓝线标明雷区，为当地社区查明安全区或危险区。

55. 联合国继续极其重视加强与区域组织和区域安排的合作。过去几年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建立了一个可促进在预防冲突、特别是建设和平领域中开展合作的实用框架。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联络处继续发起一系列两组织之间的合作方案活动。随着非统组织成为了非洲联盟，预期将进一步审查和重新确定联合国与非统组织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

56. 过去一年，在加强与欧洲联盟合作方面取得很大进展，特别强调在预防冲突和危机管理方面进行合作。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商定更好地协调双方的预防冲突培训方案，努力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在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年度政策对话框架内，副秘书长于2002年4月前往布鲁塞尔，继续欧洲联盟与联合国关于加强双方合作模式的高级别磋商。此外，欧洲联盟和欧洲联盟委员会的参加进一步加强了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和欧洲委员会之间的年度高级别磋商，这一进程现称为“三方加”进程，目的是在这些实体之间合理分工，特别是在建设和平方面，尤其是在共同部署时。

57. 中亚各国当前面临的和潜在的安全威胁促使这些国家政府加强区域合作机构。2002年6月初，在阿拉木图，经过十年耐心讨论之后，16个亚洲国家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会上成立了新的区域组织，即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会议。几天后，上海合作组织(包括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人签署宪章，将该组织改为正式的国际组织，在北京设常设秘书处。除其它外，该组织将共同努力维持该区域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鼓励成员国进行有效合作。

58. 建立负责西非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是联合国承诺与各国、区域组织和区域民间社会更加密切合作以应付该分区域复杂挑战的重要实例。我感谢塞内加尔政府主动提出作为该办公室的东道国并保证向其提供全力支持。

59. 从2001年9月至2002年6月，联合国收到17个选举援助请求，并能够满足其中14个请求。在许多国家，选举进程发展迅速。随着本国专门知识和能力增加，联合国被日益要求提供更专门的技术援助。联合国也与伙伴组织共同采取步骤，改进并提高国际选举援助活动的标准。

60. 为跟上这些变化的步伐，正在拟订和试行创新项目。由专家对选举进行技术监测是提供国际支助和咨询的非干涉性手段。2001年，在所罗门群岛进行了这种监测。目前，正在执行与公民教育和选举管理机构能力建设有关的长期项目，例如在利比里亚，这些长期项目正推动选举周期之间的民主建设。在其它地方，选举监测机关曾要求全面审查其选举作业，以精简选举进程，确保在今后的选举中尽最大可能提高成本效益。

61. 应特别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两个选举取得成功：东帝汶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及塞拉利昂的总统选举。在这两个选举中，选举在缓解冲突和促进民主化的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2. 过去一年，联合国加强其与恐怖主义作斗争的工作。在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久，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第1368(2001)和第1373(2001)号决议，大会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第56/1号决议，并在10月举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辩论。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要会员国履行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制止和防止恐怖主义，并成立一个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监测该决议的执行情况。2002年6月，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题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的作用”，该办事处还开展了一项方案，促进批准和执行12项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文书。

63. 过去一年，多边裁军论坛的国际合作甚少。核裁军的谈判、一项关于裂变材料的条约以及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努力在裁军谈判会议中仍处于僵局。《生物武器公约》的审查工作被中断至2002年11月，《全面核禁试条约》尚未生效。

64. 我欢迎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两国总统于2002年5月24日签署了《莫斯科条约》，这是朝着减少它已部署战略核武器方向迈进的一步。然而，如果这些裁减是无法扭转的，是具有透明度和可核查的，这个世界将更安全，各国间关系将更为稳定。由于构成过去三十年战略稳定的基石的双边《反弹道导弹条约》于2002年6月13日废止，这些要求变得更为重要。另一个十分令人关切的问题是，过去一年全球军费剧增，现估计达8 390亿美元。

65. 今年是建立《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十周年，建立登记册是一项国际努力，在从事七类常规武器买卖的国家之间促进透明度和建立信任。2001年，参与该登记册的国家数目增加20％，共计118个国家。另外，参与另一项透明措施即《汇报军费开支标准文书》的国家数目也有增加。

66. 各种区域倡议正促使2001年举行的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各方面问题大会所通过的《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取得进展。联合国促进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完全依靠自愿捐款，一直支持这些倡议，并协助各种收集和销毁武器的区域方案，以及提供制订有关立法和条例方面的培训。

67. 联合国、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诸如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政府间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在排雷行动方面取得进展，而且已差不多停止了杀伤人员地雷的生产和转让。2001年，有六个国家加入了《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使缔约国总数达到124个。扩大《某些常规武器公约》的适用范围，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包括在内，是国际人道主义和裁军法方面另一令人鼓舞的进展。

68. 两组政府专家将为第五十七届大会完成两份研究报告，一组专家负责导弹各方面问题，另一组负责裁军和不扩散教育。我将他们的报告推荐给会员国，供采取行动。

69. 最近安全理事会的行动涉及实施目标明确的制裁措施，并修改现有的制裁制度，使它们变得更为有效。安全理事会第1390(2002)号决议将打击恐怖主义措施扩而及于阿富汗境外，将与塔利班运动、乌萨马·本·拉丹和基地组织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内。安理会第1407(2002)号决议建立了一个专家小组，负责提出建议，加强实施与索马里有关的武器和军事装备禁运。同样，安理会延长了利比里亚问题专家小组的任务期限，以便按照第1395(2002)和第1408(2002)号决议的规定，调查现有制裁措施的遵守情况和可能发生的违反情况。安理会第1409(2002)号决议简化销售和供应人道主义物资以造福伊拉克平民的手续，但加强控制涉及军事和双重用途的物品。就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包括科索沃)和苏丹来说，安全理事会制裁措施已经停止。此外，安理会第1412(2002)号决议暂停安盟成员旅行限制，为期90天。

70. 为处理制裁制度可能产生的人道主义后果，安全理事会日益要求评价制裁的影响，评析现有制裁制度所涉的人道主义问题，并进行施行制裁前的评价。人道主义事务部协调厅负责评析制裁所涉的人道主义问题，正制订一项标准的方法，评析各项制裁在制裁制度停止之前、期间和之后对弱势群体可能产生的影响。

71. 我感到鼓舞的是，目前正在政府间和专家各级努力制订“更聪明”的安理会制裁措施。因特拉肯进程和波恩-柏林进程均致力于加强这些措施，办法是将它们的目标更明确地定为领导人和非国家行为者，尽可能减少这些措施对第三国产生的人道主义影响或不良的经济后果。目前正进行的斯德哥尔摩进程重点放在如何执行目标明确的制裁。由合作伙伴尤其是私营部门合作伙伴参加这些专家会议有助于建立有效制裁所需要的政治意愿。改进财政制裁，将有助于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373(2001)号决议，加强阻止用于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流动的努力。最后，除了是解决冲突的有效办法之外，目标明确的制裁能发挥重要的威慑作用，并有助于预防外交的总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