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 我属于哪里？一个难民的故事
爆炸发生时，经验丰富的士兵都知道张大嘴巴——防止突然增高的压力损伤肺部。我八岁那年，父亲就这样教我。我不是个士兵。
前南斯拉夫战争在1995年宣告结束，父亲当时便去世了。我也不再是个小女孩了，而是个有抱负的年轻女子。虽然我的生活变化很大，我经历过的那场战争却永远成了我的一部分。它将永远是我的故事。我的名字叫亚历克桑德拉。
12年前，我从前南斯拉夫移民到美国，但在我的意识中，我仍然行走在美丽的佩特里尼亚大街上，而她现在已成了克罗地亚的一个城市。克拉伊纳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儿大部分人是天主教徒，但信奉东正教的我家以及其他人也在那里生活。现在身为美国公民，我最终逃离了迫害，感到了安全。
去年，我回到了我的家。我在那儿长大，那房子是我父亲亲手建起的。生了锈的大门和被草包围着的门槛都在提醒我，我已经很久没来这里了。开裂的墙面和破损的窗户正在讲述那个年代的故事，而我却宁愿忘记那一切。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感受到浓烈的霉气，我的双膝也感到虚弱无力。
我爱那座房子，正如我爱玩多米诺骨牌，爱照料我的花园。我再也无法玩多米诺骨牌了，再也不能植种花草了，因为军队把我们赶出了克拉伊纳。不过，我总是称之为家，我愿意为之而死。我几乎就那样做了。
佩特里尼亚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佩特里尼亚。我对那里的脸庞都感到陌生；毁坏的房子已重新修建；新粉刷的房子替代了我童年记忆里那古老而迷人的房子。佩特里尼亚和我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这座城市变了，而我却没有。
我记得，在我童年时代的早期，人们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后来，我父亲因为宗教失去了工作，我也开始目睹城市的分裂。那天我祖父带我去看家庭牙医，那位医生很有名，是我家的朋友。他也是一名天主教徒。我们走进诊所时，发现那里已遭到袭击。所有的门都敞开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紧紧地抓住祖父的手。他用双臂抱住我，对我说：“我们走吧。”但是，当我们经过浴室时，我看到地面和浴缸里都是鲜血。祖父抱起我，跑出房子。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你什么也没看见。你还小，不懂这些。”但实际上，即使我很小，我仍然感觉到城里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听到了绑架和未经报道的谋杀，在上学的路上，我看到了被毁坏的教堂和写在墙上的充满威胁的字句。我的生活完全被混乱和暴力包围了。
突然间，轰炸开始了。克罗地亚士兵频繁的侵袭迫使我们逃入地下室。我的父亲由于身体强壮，不得不加入东正教民兵组织。武装男子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家中，父亲可能会跟他们一起走。最初，他试图躲在阁楼或鸡舍里。这种方法只奏效了很短一段时间，终于我们受到了威胁。他们告诉我妈妈，“除非他加入我们，不然你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那是最糟糕的日子。
我的祖母住在克罗地亚-克拉伊纳边界的对面，去看她非常困难。联合国维和部队每月护送我们全家搭上联合国的卡车，穿过边界去看她一次。我们可以交谈几个小时，然后回到车上，这样才不会有危险。虽然探望祖母的时间很短，虽然每次我都对她依依不舍，但那段日子仍是美好的。
由于祖母生活在敌人的土地上，我永远无法理解谁才是真正的敌人。邻居成为靶子，朋友成为叛徒，父母会告诉我和谁说话或和谁玩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帮助了我家，他们为我们提供食物和清洁的饮用水。轰炸过后，水和土壤都因受到了化学污染而变得有毒。每当新年来临时，我总盼望着收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节日礼物。无论得到什么，我总是非常快乐。通常情况下，礼物就是小小的，闻起来香香的笔记本，或者是顶端有动物形状的钢笔，或者其它任何能让人暂时忘却现实的东西。
直到1995年8月，我们一直与战争为伴。一天早晨，空袭警报声四起，炸弹随之落下，这种日子再也没有结束。父亲在战场上，母亲、兄弟和我留在家中，惊恐万分。没有电，我们也无法得到任何消息。后来，父亲回家了，他用苍白而恐慌的声音说：“我们现在就走，马上打包。”那一刻我恨他。我的狗和花怎么办？我没有服从他的吩咐，上楼给我那些放在卧室外面的花儿浇水。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我们那在熊熊烈焰中的城市。我对什么都无所畏惧了。我希望流弹击中我；我想死在花儿中间，死在我们的城市里。父亲叫喊着冲进房间，他抓住我，把我拖到楼下。因为违抗了他的命令，他搧了我的嘴巴。我们坐上拖拉机。临走，我吻了吻我家的墙壁，道了声再见。整整开了四天，我们穿过边境，来到一个塞尔维亚人的村庄，但在那儿，不是所有人都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
接下来的两年里，我们就像游牧部落一样地生活着。为了获取食物或住所，我们不断地更换工作。大部分时间，父母和兄弟挤在一个房间，而那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在同一间房间里睡觉、烧饭、洗澡、学习。那里毫无稳私可言。放学后，我兄弟就会劳动，砍柴、运金属、铲雪，样样都做。夏天，我们为了换取可以卖钱的面粉，全家都在玉米地里干活，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太阳下山。
一天放学回家时，我看到母亲在哭泣。她看上去虚弱而无助。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为她担心。她是一个瘦小的女人，却失去了太多并承受了太多的痛苦。她写信到贝尔格莱德的美国大使馆，向他们述说我们的故事。一年后，我们收到了回信，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移居美国的机会。1997年4月9日，我们抵达纽约的肯尼迪机场，然后被送到康涅狄格州，在那里，我的母亲和兄弟一直生活至今。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作为一名种族清洗的受害者，我接受了一堂有关失去、接受、尊严和坚强的课程。我对暴力的亲身经历甚至影响了我的职业生涯。然而，我认为，人类的本质是不会因为一次激烈的争论，一次里程碑式的战役或一场有影响力的战争而改变的。我相信，我们与生俱来的灵魂将支撑我们一生。我最本质的东西没有改变：我仍是那个知道炸弹爆炸时要张大嘴巴的小女孩；我仍是那个只想玩多米诺骨牌，只想在花园摆弄花草的小女孩。任何清洗都不会终结我的精神实质。
生在一个被剥夺了童年的世界，我不得不快速长大。防空洞取代了树上小屋，大吼大叫取代了欢笑。我们去买果腹的食物而不是玩具。我担心的是父亲会不会从战场上归来，而不是担心能否通过数学考试。
前南斯拉夫战争已经过去十二年之久，但它仍然能在我的内心掀起狂风巨浪。我是战争再明显不过的牺牲品，我失去了身份。克拉伊纳已不复存在，南斯拉夫已分裂成六个不同的国家，我却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又要去哪里？我是一个难民，难民就是这个样子。